“90年代学人”:以王尧为对象

(2019-08-26 17:23)

  作为散文家的王尧,同时也是散文研究专家。就笔者所见,王尧第一部学术专著是《中国当代散文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这是一本在80年代末开始写作的著作。王尧的学术之路从散文研究开始,一般很容易归为师承的影响。

  一、从“散文”开始

  作为散文家的王尧,同时也是散文研究专家。就笔者所见,王尧第一部学术专著是《中国当代散文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这是一本在80年代末开始写作的著作。王尧的学术之路从散文研究开始,一般很容易归为师承的影响。范培松教授是王尧的老师,也是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散文研究专家,王尧在《中国当代散文史》后记中谈到“多年来我师从范培松先生研究散文”。(1)王尧的博士论文没有继续散文研究,而是选择了“文革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转型”,其实也与他的散文研究特别是对现代散文的理解有关。

  在师承的线索外,王尧对于散文的兴趣,很早就显露无余。范培松教授写于1992年元月的序言中,介绍到“他坚持写散文,欣赏散文,真个是爱散文,迷散文,把他的激情、理性和艺术感悟力都倾注到散文研究中”。(2)在1986年的《当代文坛》上,大学毕业一年的王尧,发表了《散文艺术的嬗变》一文,将杨朔散文理解为一种“封闭”的结构,而将与之对应的“开放”视为散文之“散”的特征,由此讨论散文的“自由”天性。这样的一种认知框架,深刻影响着王尧的散文史的论述,比如散文史中的杨朔这一章,王尧批评杨朔的散文有以下诸种缺陷:(一)对散文理解的偏狭;(二)由于强调表现诗意,在创作中造成了粉饰生活的虚假现象;(三)“物—事—性(理)”三段式结构在创作中反复模仿,“卒章显志”方法在创作中也被反复运用,使散文千篇一律,失去了艺术个性,因而也就失去了生命力。(3)这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观点,但他在历史语境中对杨朔的理解、批判和对散文艺术发展态势的判断,显示了他对散文文体的独到理解。

  可以推断出,按照这一认知框架,王尧将格外欣赏巴金《随想录》这样的作品。果然,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王尧将《随想录》视为当代散文转折点,直接将杨朔散文与巴金散文相对照:“从杨朔的‘当诗一样写’到巴金的‘当遗嘱写’,现代散文理论发生了新的飞跃。如果说‘当诗一样写’重在捕捉生活的美丽,那么‘当遗嘱写’则着意表现生活的肃穆。我们现在不必否认‘当诗一样写’在诗化生活时的偏差,而‘当遗嘱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纠正或避免这种偏差。”(4)在杨朔与巴金这种对应中,大致可把握王尧的文学史观,诚如他在该书结语部分对于当代散文未来发展的展望:“宽松的文化氛围、多样的艺术选择和自由的主体精神是中国当代散文久久期待的境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将在此重写,一个民族的审美创造力将在此复活。”(5)

  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王尧研究当代散文史的旨趣所在。他在散文研究著作《询问美文》自序中谈道:“一段时期内,我的注意力又集中在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的‘散文化’气质,也不仅因为我试图改变在一般写作学层次上研究散文的格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看来: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和朴素的存在方式。”(6)由此王尧将自己的散文研究成果梳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即以《乡关何处》为代表的宏观研究、以《中国当代散文史》为代表的中观研究、以《询问美文》为代表的微观研究。(7)在这篇自序中,王尧提出了“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这命题,他的《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正是他这一命题在散文史研究中的展开。

  尽管在这三本著作之后,王尧的研究领域在1990年代后期有所转移,但“知识分子精神”作为其文学研究的精神向度已然确立,并且延续到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与作家作品评论之中。怎么理解这一“知识分子精神”,成为理解王尧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而且,不惟王尧,这种学术倾向也体现在和王尧年龄接近的一批学者之中。

  林建法有过相近的表述,“近来常常觉得王尧身上的一些特点,颇能反映这一代学者的优点和弱点”。(8)如何指认“这一代学者”?笔者对此尝试提出“90年代学人”这一概念,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1990年代登上文学舞台的这一学术群体。以王尧为例,出生在1960年代,在1980年代考上大学,在1990年代完成研究生教育,成为当代文学领域最早的一批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也由此成为最早的一批学院派当代文学研究者。他们的学术领域介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之间;在文学史研究中,术业有专攻;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他们与当代著名作家、当代文学现场的联系较为紧密,与学院之外的作协体制与学术期刊也有呼应与互动。时至今日,这一批学者已经成为多所名校的行政领导与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学术思想经由长年的著述与培养的学生广为传播,是建制性的主流学者。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制,不可能绕开这一学术群体。

  理解王尧乃至于“90年代学人”的文学思想,要意识到“90年代学人”的文学思想,实则来自于1980年代文学精神,(9)也即1980年代“启蒙”文学思想经由学院建制在1990年代开花结果。“90年代学人”普遍的文学主张,是以“文学性”来理解文学,反对“文学”被过于直接地征用,侧重文学的审美性,重视文学语言,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与对于普遍人性的表现;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不能被简单地归于“纯文学”,并不反对文学对于现实的介入,但对现实主义在历史上的文学教训抱有疑虑,强调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

  当然,和上述这种简略的归纳相比,具体地以王尧为对象,可以更为直观也更为丰富地把握王尧乃至于“90年代学人”的文学思想。王尧的求学、工作经历与学术发展历程,横跨多个研究领域乃至于出入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才情与能力,为我们理解“90年代学人”提供了一个范例。

  二、由文入史

  王尧在1996—1998这三年以“文革文学”为题攻读博士学位,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他的研究领域渐渐从中国当代散文转向“文革文学”,(10)这无疑是一个难度非常大又不乏风险的选题。在史料上王尧也卓有建树,完成博士论文后主编过12卷的《“文革文学”大系》。(11)而就这一研究的缘起,王尧曾经有所回应,他的答案是“文革”是中国百年来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个回应比较笼统,不过回应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卒章显志”:“我自己有意识地从文学拓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到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来。”(12)

  从当代散文研究到“文革文学”研究,贯穿性的主题依然是“知识分子精神”。从1999年开始陆续发表“文革文学”的研究论文,如《“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与运作──“文革文学”研究之一》《“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思想历程的转换与主流话语的生产──关于“文革文学”的一个侧面研究》《“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等,之后王尧在很长一段时间专心于当代文学批评,但依然有一些成果发表,比如《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以〈赵树理罪恶史〉为例》《“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教科书”——关于〈虹南作战史〉》等等。

  就目前所见的这批文章而言,王尧的“文革文学”研究始终以“知识分子精神”(有时也表述为“知识分子性”)为中心,如他在《答友人问》中谈到的,“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的,总觉得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个事件中的文学与思想文化及知识分子,有阐释的责任与必要”。(13)比如在《“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一文中,王尧以主流、民间、知识分子话语的三分法来把握“文革文学”:“如果我们把当代文学的话语类型分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民间大众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那么‘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话语则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联盟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14)这种论述方式带有比较明显的1980年代的“启蒙”框架,即将“文革”与“知识分子精神”相对立,强调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批判性,其论述框架的思想前提,源自新时期起源阶段将“文革”理解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框架。(15)

  对于“文革”的理解,比如到底是“封建复辟”还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成为一代学人的思想分水岭。完成博士论文后,王尧很快就感知到这一点,“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歧,有很多是源于对‘文革’认识的差异”。(16)在王尧以及“90年代学人”之外,以汪晖为代表的另一批学人,在相关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一分化到今天依然没有在学科内部得以解决,更具统摄性的阐释框架尚未出现。不过,王尧比较早地注意到汪晖等学人的阐释路径,并尝试有所回应,在《“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一文中,王尧回溯了日本学者山田写于“文革”同一时期的《问未来》等文章,并由此勾连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讨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论谱系。王尧在该文中一直在区分五四与“文革”,“‘文革’与‘五四’完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运动;‘五四’精神不能用‘激进主义’来论定”。(17)王尧这一论述框架侧重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强调五四开启的“反封建”的“启蒙”任务;而1980年代接续五四,正在于由此顺畅地将“文革”指认为“封建”。这种论述框架也契合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即“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是造成“文革”的重要原因。

  在与蔡翔、费振钟的对谈中,王尧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问题进一步概括为“忽视中国问题,凸显西方理论”。(18)王尧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一脉络的学者缺乏对于中国历史语境的具体把握,而是套用西方理论予以阐释。但回到中国历史语境,王尧的看法也是有些复杂而犹疑的,在和韩少功的对谈中,他诚恳地谈到了记忆中乡村赤脚医生的作用,也提到了水利建设,“好的水利建设,多数是在70年代建设的,现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当年重视”。(19)这些“论据”往往多见于另一派的学人,倒是一般被认为有左翼知识分子色彩的韩少功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国外的人或者新一代人,没有亲历过‘文革’,当他们对资本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容易对革命产生浪漫幻想,甚至为‘文革’辩护,比如说劳动人民参加政权管理有什么不好?问题是,那只是一种宣传,而不是真实。”(20)王尧与韩少功的这次对谈发生在2002年11月,在对谈中王尧谈到“单一视角看文革有很大的局限”。(21)

  在《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状态”》这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中,王尧对“文革”时期文学的理解以及“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他不只是在思想历程上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在作家的文化构成上讨论过渡时期的文学变化问题。在《周扬与新时期文学》一文中,王尧在谈到周扬这一代人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时,认为不纯粹是意识形态原因,与他们的文学知识结构也有很大关系。——这样的思路在“知识分子精神”维度之外拓展了研究空间。

  三、“关联”下的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

  林建法有过回忆,“王尧被称为‘批评家’是在我们一起主持‘小说家讲坛’以后”。(22)活动的出发点,在王尧看来是以“文学现场”的方式推动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同时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

  在小说家讲坛之前,王尧已经开始介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早在1996年王尧就发表过高晓声评论,之后的几年又发表过多篇论汪曾祺、范小青、小海等江苏作家的评论。从江苏的作家开始,王尧之后发表论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莫言等作家的评论。王尧的文学评论侧重从诸种关系中把握作家的创作,比如“将阎连科置于若干关系中加以讨论”(23)的《谈论阎连科的一种方式》;又如《“思想事件”的修辞——关于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通过对于“父与子”、“革命者与新市民”诸种关系的讨论,把握《启蒙时代》的“思想”与“修辞”,在“思想事件”的层面上打开文本。依托于对于“文革”的研究,王尧对于《启蒙时代》诸种对立关系有深入细密的把握与阐发。

  这种“关联研究”也是王尧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念兹在兹的关键概念。王尧谈到过在研究“文革文学”时开始有这种关联意识:“单就‘文革’解释‘文革’是不行的,必须考察‘文革’与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联系,包括与‘五四’新文化、十七年思想文化的联系。在研究‘文革文学’时,我就强调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不是历史的简单中断这一思想在方法和取向上的意义。”(24)在发表于2003年的《“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一文中,王尧批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断裂论”,而是强调寻找不同文学史时段的联系性,由此构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框架。而在《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再认识》一文中,王尧同样强调在“关联研究”中把握1990年代文学,强调“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的关联性。

  有意味的是,深入把握王尧讨论的“关联性”,触及到的研究张力,是对于文学史的关联研究和价值评判的关系。这种“关联研究”的历史化工作,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晚清”与“五四”的关联,内在包含着对于“五四神话”的解构;而王尧则是以知识分子精神整合“关联研究”,“关联研究”某种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这一价值评判的确证,即以“关联”的方式证明知识分子精神所对话的对象贯穿各个文学史阶段而始终在场。故而王尧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在以‘再政治化’的方式重新处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应当记取历史教训,而不应当以新的论述方式重返已经被历史认定的歧途。”(25)

  由于王尧的历史化研究是价值优先的文学史研究,他的“关联研究”既强调历史化研究,又包含着对于历史化工作的某种否定,他将所欲否定的对象概括为“向后转”:“重返‘十七年文学’、‘文革’、‘八十年代文学’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当下困境的破解是必须的,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既往的文学史和文学观点做出反思,但反思与破解,却不能退到那些已经被否定了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判断上去。后来的文学发展进程和学术史已经表明这种否定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26)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所构建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为历史化开始之前所先验的、超历史的逻辑前提。王尧由此所欲完成的工作,是将结构性的、历史性的研究,和批评性的、价值评判的研究整合在一起。

  这一研究取向无疑有重大意义,但问题在于:无论是“重返十七年文学”还是“重返八十年代”,针对的是当下的文学问题,并不是回到老路上“向后转”,和知识分子精神并无根本上的矛盾,相反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文学性”乃至于对于“人性”的理解。如果当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溢出原有的启蒙文学史观,那恐怕需要修正原有的认知框架,终究是问题优先,而不是框架优先。比如“阶级感”如何在“启蒙”文学史观中得以解释,这还需要更多的工作。如果笼罩在“启蒙”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处理得不够好,“底层文学”以及相伴随的左翼论述自然就随之出现。笔者注意到王尧在《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中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王尧对于“底层写作”关联的阶级、世界观、倾向性、题材决定论等等有所批评,同时也强调破除“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也是笔者所完全认同的。值得补充的是,也正是“底层写作”这样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不是否定而是丰富了原有的“纯文学”的认知框架。王尧对此有准确的把握,在反思“底层写作”乃至于“向后转”的文学史研究的同时,王尧谈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纯文学’观的提出,不仅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而且也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乎是重新塑造了一代作家。这些年学界在反思‘纯文学’观时,既肯定其提出的合理性,坚持抗拒‘政治’对文学本体的伤害,同时又揭示了‘去政治化’之后的局限及负面影响,这对我们充分认识和论述当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是十分有益的”。(27)

  四、回到“散文”

  正如上文对于王尧近年来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简要勾勒,王尧正在触及一个产生重大理论突破的契机:辩证超越既有的二元对立,不仅仅是继承而是否定之否定1980年代启蒙文学史观,创造性地升华“90年代学人”这一群体的理论体系。笔者注意到,和纯粹的理论工作相比,王尧在2018年的《收获》杂志上开辟专栏,以散文的方式践行他的理论思考与思想探索。和王尧以往的著述相比,这组文化散文抵达了一个艺术与思想的高峰。在散文这种文体中,王尧更为流畅地展现出他的思考。

  2018年《收获》这组专栏,践行了王尧多次谈到的“文化大散文”的概念:“我赞成包括文化大散文之类的写作对历史叙事的运用,历史叙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尘封的心灵之门和与之相关种种枷锁是必须的;但是历史的所有询问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来龙去脉的一种方式,历史的叙事同时应当是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关于生命历史的考证、关于精神家园的构建。”(28)在专栏第一篇《寒夜里的清油灯》一文中,王尧介绍了写作的缘起,1985年某秋日在苏州听一位老师讲起重庆战时知识分子,从此这一主题在心中盘桓不去:“忽然觉得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苏州小巷的梧桐叶年复一年地长出,再落下。我这一‘重逢’的念想,多少年来也若隐若现。战时‘陪都’重庆,云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嘉陵江畔,知识分子生活、思想,痛苦、欢乐,卑微、高贵,创造、选择。在此,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得以延续并出现新的景象。弦歌不辍。文化未亡。中国再生。”(29)

  六篇散文,由此聚焦“战时重庆”的知识分子群落展开。为什么选择“战时重庆”?作为多方势力彼此交错的混杂地带,“重庆”先天地搁置了单一视角,同时“战时”所指向的“家国大义”超越并整合了诸种思想分裂。由此,“战时重庆”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历史基座,王尧的写作由此更为开阔诚挚,比如他在《幽谷中的郭沫若》一文中这样谈到郭沫若:

  如果不能在学术上认识郭沫若这些研究的要义,而是在政治上指出郭沫若此后转变某些学术思想的错误,对郭沫若的拷问或许并没有触及到郭沫若的筋骨。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反思郭沫若后来的错误?当我在叙述和反思郭沫若时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30)

  王尧的自我怀疑超越了围绕郭沫若的诸多教条化的想象,在该文中呈现了1940年代的郭沫若的历史清醒、深刻的学养与赤子之心,同时在文章结尾引用郭沫若的自述诗“平生作金鱼,惯供人玩味,今夕变蛟龙,破空且飞去”,暗喻着历史无情的反讽。王尧以丰富的细节与精当的笔法,将人物置于历史语境下的关系网络中展开描写,每篇散文都做到了关联、参照、克制,深入巴金、茅盾、老舍、郭沫若等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呈现他们的尊严、责任感与道德情怀。

  在多年前谈到李辉的散文中,王尧谈到李辉“以灵魂读灵魂”,(31)在心灵中遭遇历史。这一评价同样可以送给20多年后的王尧本人。在王尧笔下,战时的知识分子尽管面对着清贫乃至于绝望的生活,甚至于洪深一家三口曾经尝试服毒自杀,但依然饱含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成为令人仰望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丰碑。在王尧看来,“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32)而这无疑和当下构成意味深长的对比。故而王尧直陈他的疑问:“我想到的问题之一首先不是我们为何产生不了大师,而是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能否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工作;如果身陷困境,‘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这是西南联大学生穆旦‘文革’时在《沉没》中写下的诗句。”(33)

  由此王尧引述费正清对战时重庆知识分子的评价,“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34)从这组散文回溯王尧多年来的写作,一以贯之的线索,用王尧自己的话说,是“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在写作于10年前的这篇文章中,王尧谈到文学是精神生活的镜像,“我们今天的不安和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从精神生活的退出”。(35)针对这一困境,王尧曾经引用了金岳霖的一段话:“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36)王尧慨叹,这段话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教诲。王尧在《收获》上的这组散文,乃至于他漫长的写作,也是这一教诲的不断回旋。

  注释:

  (1)(2)(3)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第271、1、7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5)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第266、26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6)(7)王尧:《错落的时空》,第3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8)林建法:《“我的朋友胡适之”——王尧印象》,《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9)王尧著有带有精神自传色彩的回忆录《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何言宏在《精神自传的自觉》中讨论过1980年代作为王尧的“精神背景”。参见何言宏:《精神自传的自觉》,《读书》2010年第8期。

  (10)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王尧依然有关于当代散文的单篇论文问世并取得很大影响,代表性的有《“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文汇报》2003年11月9日)等。

  (11)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12)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13)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8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王尧:《“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5)参见黎澍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此外下面的这篇访谈,介绍了高层领导人对这一框架的思考,余焕椿:《一篇尘封二十多年的访谈录——李维汉建议邓小平反封建》,《同舟共进》2003年第2期。

  (16)(19)(20)(21)韩少功、王尧:《在妖化与美化之外的历史》,《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

  (17)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18)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22)林建法:《“我的朋友胡适之”——王尧印象》,《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23)王尧:《谈论阎连科的一种方式》,《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2期。

  (24)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

  (25)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26)王尧:《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向后转”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27)王尧:《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见证》,第3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

  (28)王尧:《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29)王尧:《寒夜里的清油灯》,《收获》2018年第1期。

  (30)王尧:《幽谷中的郭沫若》,《收获》2018年第6期。

  (31)王尧:《在心灵中遭遇历史》,《博览群书》1996年第10期。

  (32)(33)王尧:《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收获》2018年第2期。

  (34)王尧:《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收获》2018年第3期。

  (35)(36)王尧:《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