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谈文学与影视

(2019-08-17 08:52)

   不存在无关现实的纯文学,文学并没有所谓纯粹  

    何平:1983年,您才27岁,就写下了《沉沦的土地》这样当时引人注意的作品。以您当初出道时候的那个势头,有人认为您从历史小说转到官场政治小说,是从纯文学跨越到大众文学,是自降身段,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周梅森:没有什么大众文学、什么纯文学的天然鸿沟,没有。你意识流写得好,那是好小说。你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好,也是好小说。我是一个心理非常强大的人,我行我素,从不被舆论左右,更不会冲着任何奖去。写作初衷——呈现一个现代的、真实的大中国。早期《绝对权力》里,商人金启明把官员按照级别分为绩优股和垃圾股,用金钱去操控官员。到了《人民的名义》,民营老板蔡成功贷款遇到重重艰难,做事必须依附官员。《人民的名义》找到了时代的痛点,和这个社会各阶层、各个层面、各个族群,找到了共通点……我的作品一直是希望影响世道人心的。

  我们创作文学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有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有独特的观点,写小情小爱,写小资情调,可选择的点很多。但是我选择为中国读者写作,因为中国读者养活我,因为是他们买我的书。全世界各个国家翻译我的书,但没有国内读者多。

  现实题材文学创作难度也比较大,敢说真话也会有压力,很多作家不愿意担当。现在影视为什么会出现抗日神剧、大女主剧?这就是投资方和创作者不想负责,又想赚钱,就拍打鬼子,怎么猎奇怎么拍。这种缺乏境界胸怀的创作倾向,一度造成国内略显尴尬的文艺现状。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者是要承担风险责任的。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文学不在于纯不纯,更在于诚不诚。所以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文学。

  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不在场,总是站在圈子外面,描绘自己那一点小小的感受,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文学会与人民越来越远。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是尽我所能在写这个东西,去记录一个民族艰难的崛起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起码要有一部分作家把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  

  影视火,根本意义上还是文学的胜利  

    何平:您的电视剧火了后,原著小说销量激增。文学依托影视剧这种强势文化才更能引起关注,这是文学的胜利,还是影视的胜利?

    周梅森:我本质上是一个作家、编剧,或者说制片人只是另一个身份。说实话,一开始,我是看不上电视剧的。当初的小说《国殇》,卖出的版权费是500块。卖掉也就卖掉了,我对他们怎么拍不感兴趣。后来出版了小说《人间正道》,央视要拍,找不到合适的编剧,央视的人就说,周老师,还是你自己来吧,你这风格的别人不熟,场面太大,人物太多。我没办法才亲自操刀开始了编剧生涯,哪里知道一发而不可收。《国家公诉》《绝对权力》等,每部都播得很好。原本小说也就印个三万多了不得了,电视剧一播出又卖了七八万,这是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难以想象的。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中国电视剧是影响最大、最强势的艺术传播形式,没有之一。在《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前,同名纸质书卖了7万册,这对文学作品来说相当不错,但开播之后,据说是以每天10万册的销量增长。线上的电子书也卖疯了,一周之内翻了291倍,达到破纪录的5亿多点击量。这部戏里我提到的书也全部卖火了,比如《天局》等。一部好戏就能把方方面面的东西全带起来,但前提一定是好戏。

  但是,我不赞成文学要依靠影视剧带动的观点。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成功既是影视的胜利,也是文学的胜利,从根本意义上讲,还是文学的胜利。没有文学的原创,哪来这么精彩的人物和故事?我们当前的影视剧缺乏原创性,就凭影视界那些桥段、套路和拼拼凑凑是搞不出来什么好作品的。文学绝对不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附庸,而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本、基础,是它们的母亲。这是我不会改变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这段时间,我正忙于《人民的财产》的后期制作,这部剧它的格局更大,层次更丰富,剧情更紧凑,人物更鲜明,相信也会更好看。  

  写作是我喜欢的事业,每天保持2000字  

    何平:和您同龄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出作品了,而您却一直充满了创作激情,不断推出重磅的有巨大社会影响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对于现在的青年作家,有什么指点或建议?

    周梅森:是啊,想想我也挺自豪的,从20多岁写到60多岁,一不小心成老作家了。但我这一生很幸福,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干着一件我很喜欢的事,还能赚不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要做一件事,一辈子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肯定要舍弃许多东西、许多爱好。我保持着每天至少写2000字的习惯,从早上10点到中午1点。1点吃午饭,下午就散散步。如果半夜恰好有灵感,就拿个小纸条记下来,到了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再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对于青年作家我只有祝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写得更好。当然,现在文学不太景气,读者越来越少了,那种一部作品出来风行天下的局面很少见到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是,文学本身也难辞其咎。我们的文学人间烟火气越来越少,思想穿透力越来越小,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低。如果说要有什么寄语的话,我希望青年作家们能多写点接地气的文学,多关心当下的世道人心。  

  祝《花城》不惑,永远站在时代潮头

    何平:今年是《花城》创刊40周年,您对《花城》有什么寄语或祝福?

    周梅森:我一直关注《花城》杂志,如今的《花城》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文学的坚守。现在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时代了,在网络和影视的侵蚀下,文学小众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市场萎缩,读者受众越来越少,但《花城》守身如玉,在我的印象中,从没丧失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信念,没搞过乱七八糟不务正业的东西,也没变成卖版面的广告读物,这是令人欣慰的。

  其次,《花城》仍然保持着对文学潮流的敏感性。比如,近期对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视,既让我意外,也让我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它是《花城》。

  四十不惑,祝《花城》不惑,越办越好,永远站在时代潮头上。